上个世纪40年代，瞿同先人生撰写了《中公法律之儒家化》一文，提出固然秦、汉执法是法家所制订的，展现的是法家精神。用汉儒撰写执法章句来注解执法，并以经义决狱动手，执法步入了儒家化征程，魏、晋、南北朝的执法为儒家所制订，他们逐步将儒家倡始的“礼”掺入法典，至唐而集其大成。执法于是为儒家思念所摆布，固然以后执法条规有变动，执法儒家化的根基精神没有变。
1997年，笔者正在拙著《中华法系探求》中，提出汉、唐间固然吸取了儒家的极少宗旨，但没有从底子上转折秦汉法家化执法的根基面孔，中邦两千年封筑法典的根基精神仍旧是法家。最根基的理据便是封筑法典的指挥思念是“三纲”（君为臣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），而“三纲”源于《韩非子》，成于董仲舒，“三纲”的特质是把君权、父权、夫权绝对化，臣民、儿女和妻子只可单向的屈服任务，而没有权柄去反向限制君主、父亲和丈夫，是以封筑法典中没有臣民限制君权、父权和夫权的权柄规章。而儒家的涤讪者孔子、孟子、荀子等刚巧保存了原始社会遗留的原始民主思念，宗旨君臣、父子和配偶的闭联是双向限制的闭联，臣民对君主、儿女对父亲、妻子对丈夫具有肯定的道义上的限制权柄。所以，封筑法典的精神是法家的君权、父权和夫权绝对化的思念。
拙著出书后，范忠信兄等驳斥者有之，饶鑫贤长辈等扶助者亦有之。2018年10月，中公法律史学会东措施律文明分会正在常州召开的“质疑成说重述法史”学术研讨会上，杨一凡、武树臣等不少学者对执法儒家化的见地都提出了商榷，如同愈来愈众的学者都方向于否认瞿先生的见地。这是学术探求日益深切的涌现。
拙著出书后，笔者看到了民邦粹者容肇祖《明太祖的〈孟子节文〉》一文（载于《念书与出书》1947年第4期）。闭于明朝朱元璋删削《孟子》实质的梳理著作，近来谌旭彬先生又发文提及。笔者以为，通过朱元璋对《孟子》实质的编削一事，更能阐明儒家思念没有成为法典的指挥思念。
容氏凭借当时邦立北平藏书楼所藏洪武二十七年刻本《孟子节文》，与《孟子》足本比对，梳理了朱元璋所删实质。择其要者有：
第一，不许说黎民有崇高职位和权柄。所以，《孟子》中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，“右皆曰贤，未可也；诸大夫皆曰贤，未可也；邦人皆曰贤，然后察之；睹贤焉，然后用之。操纵皆曰不成，勿听；诸大夫皆曰不成，勿听；邦人皆曰不成，然后察之；睹不成焉，然后去之。操纵皆曰可杀，勿听；诸大夫皆曰可杀，勿听；邦人皆曰可杀，然后察之；睹可杀焉，然后杀之。故曰，邦人杀之也。如许，然后可认为民父母”，“《太誓》曰，‘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’，此之谓也”，等等，被朱元璋删去。
第二，不许说黎民对抗暴君污吏的话。所以，《孟子》中“君之视臣如兄弟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邦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雠”、“贼仁者谓之贼，贼义者谓之残。残贼之人谓之一夫。闻诛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”、“暴其民甚，则身弑邦亡；不甚，则身危邦削。名之曰幽厉，虽孝子慈孙，百世不行改也”、“君有大过则谏，反覆之而不听，则易位”、“无罪而杀士，则大夫能够去；无罪而戮民，则士能够徙”，等等，被朱元璋删去。
第三，不许说黎民应有糊口的权柄。所以，《孟子》中的“无恒产而有恒心者，惟士为能。若民，则无恒产，因无恒心。苟无恒心，放辟邪侈，无不为已。及陷于罪，然后从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正在位罔民而可为也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乐岁毕生饱，凶年免于逝世；然后驱而之善，故民之从之也轻。今也制民之产，仰亏空以事父母，俯亏空以畜妻子；乐岁毕生苦，凶年未免于逝世。此惟救死而恐不赡，奚暇治礼义哉？”被朱元璋删去。
第四，不许说统治者的流言。所以，《孟子》中的“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殍，此率兽而食人也。兽相食，且人恶之；为民父母，行政，未免于率兽而食人，恶正在其为民父母也？仲尼曰：‘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！’为其象人而用之也。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？”“不信仁贤则邦空虚；无礼义则上下乱；无政事则财用亏空”，“不仁而得邦者，有之矣；不仁而得寰宇者，未之有也”，等等，被朱元璋删去。
第五，不许说君主苛捐杂税。所以，《孟子》中的“有布缕之征，粟米之征，力役之征。君子用其一，缓其二。用其二而民有殍，用其三而父子离”，“古之为闭也，将以御暴；今之为闭也，将认为暴”，等等，被朱元璋删去。
第六，不许说抗议内战的话。所以，《孟子》中的“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；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，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，罪阻挡于死。故善战者服上刑，连诸侯者次之，辟草莱、任土地者次之”，“今夫寰宇之人牧，未有不嗜杀人者也。如有不嗜杀人者，则寰宇之民皆引颈而望之矣。诚如是也，民归之，由水之就下，沛然谁能御之？”等等，被朱元璋删去。
第七，不许说行仁政救黎民的话。所以，《孟子》中的“惟仁者宜正在高位。不仁而正在高位，是播其恶于众也。上无道揆也，下无法守也，朝不信道，工不信度，君子犯义，小人犯刑，邦之所存者幸也”，“得百里之地而君之，皆能以朝诸侯，有寰宇；行一不义，杀一不辜，而得寰宇，皆不为也”，等等，被朱元璋删去。
第八，不许说君重要负善良或废弛民俗义务的话。所以，《孟子》中的“君仁莫不仁；君义莫不义。一正君而邦定矣”，“夫邦君好仁，寰宇无敌。今也欲无敌于寰宇而不以仁，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”，“夫人必自侮，然后人侮之；家必自毁，尔后人毁之；邦必自伐，尔后人伐之”，“仁则荣，不仁则辱；今恶辱而居不仁，是犹恶湿而居下也。如恶之，莫如贵德而尊士，贤者正在位，能者正在任；邦度闲暇，及是时，明其政刑。虽大邦，必畏之矣。诗云：‘迨天之未阴雨，彻彼桑土，绸缪牖户。今此下民，或敢侮予？’”等等，被朱元璋删去。
以上八条，足以阐明儒家的民本思念和君主的君本思念是尖利对立的，展现天子意志的法典是不或者罗致儒家民本思念的。
瞿同先人生夸大汉唐间的法典是儒家制订的，因此，法典被儒家化了。但瞿先生并未对陈群、刘劭（以上为《曹魏律》草拟者），贾充、羊祜、杜预、裴楷（以上为《泰始律》草拟者），孝文帝、常景（以上为《北魏律》草拟者）等人的思念举办论证，直接说他们是儒家还为时过早，由于，从董仲舒动手，以至尚有人说从战邦荀子动手，儒家就逐步法家化了，以后的所谓儒家本色上是“阳儒阴法”。限于篇幅，这一题目留待它日再议吧！
